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尤其要重视对指导性案例的学习培训，努力使广大法官准确理解指导性案例所蕴含的法律精神，熟练掌握指导性案例所运用的裁判规则，公正高效地审理案件。三、指导性案例的援引。
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可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即法官必须将待决案件法律事实与指导性案例法律事实进行仔细比对，看二者是否属于相同案件，是否具有相似性，并正确判断指导性案例在新情况下的适用性当然，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是一种事实上的拘束力，不是法律约束力，法官在处理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案件时，不能将指导性案例直接作为判决依据来援引，但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所运用的裁判方法、裁判规则和法律思维。在确定了参照的指导性案例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指导性案例能否作为先例而直接被援引，对此需要具体研究。为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少而精、宁缺勿滥的标准确定指导性案例，并及时予以发布，具体可借鉴发布司法解释的做法，以法例的形式按年编号。周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国家二级大法官。
尤其要重视对指导性案例的学习培训，努力使广大法官准确理解指导性案例所蕴含的法律精神，熟练掌握指导性案例所运用的裁判规则，公正高效地审理案件。一、需要适用指导性案例的情况。关于交换正义，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有所论述。
通过这条线索的梳理，可以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交换领域，近现代以来，一直是在斯密与凯恩斯之间摇摆着走过来的，走出了一条之字形的寻求交换正义之路。在这篇经典文献中，马克思主要批判了那种异化了的、有违正义的交换：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普遍盛行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正是这种远离正义的交换，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靶子。这个基本原则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实施，有助于促成公平正义理念在交换领域内的实现。
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反垄断法第三条专门规定，凡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以及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行为，都是需要预防和制止的垄断行为。因此，以反垄断法、劳动法为代表的经济法、社会法，主要就是借助政府干预的方式，来维护、保障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
从理论上看，梅因的著名论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已经表明，契约自由观念及其实践的形成，既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它同时也有助于促成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干预，也是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再譬如，按照劳动法的规定：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第十七条)，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则是无效的合同(第十八条)，这些规定，也是基于同样的契约自由理念。通过这条线索的梳理，可以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交换领域，近现代以来，一直是在斯密与凯恩斯之间摇摆着走过来的，走出了一条之字形的寻求交换正义之路。
为了从法律上维护交换正义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19世纪，亚当·斯密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强调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交换领域，主张把价值规律作为支配经济的唯一手段。从理论上看，梅因的著名论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已经表明，契约自由观念及其实践的形成，既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它同时也有助于促成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交换正义 。但是，到了克林顿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又浮现出来，在困顿中，人们又想起了凯恩斯主义。
马克思指出：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换是简单交换。在缺乏契约自由的法律环境中，主体没有自主性，平等的商谈与对话无法展开，交换正义难以实现。
然而，事实证明，仅仅依靠维护契约自由的法律机制，并不足以形成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恶的批判，已经对那种缺乏公平、没有正义的交换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揭示。资本家在这个简单交换中得到了使用价值：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
双方都得到一个等价物，一方得到的是货币，另一方得到的是商品，这个商品的价格正好等于为它支付的货币。正是在资本主义越陷越深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泥淖中，在20世纪上半叶，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应运而生，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以政府干预为核心的法律，以及保护劳工的福利立法，才开始全面兴起。关于交换正义，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有所论述。正是这种远离正义的交换，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靶子。因此，以反垄断法、劳动法为代表的经济法、社会法，主要就是借助政府干预的方式，来维护、保障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避免不公平、不正义的交换呢？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如何在交换领域促成公平正义的实现呢？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经过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反复探索，当代中国既承认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同时又承认政府干预的正当性，既有以合同法为代表的保障契约自由的法律形式和法治实践，又有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规范政府干预的法律形式和法治实践，这就为交换领域内实现公平正义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法律框架。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经济、对社会的宏观调控，强调运用看得见的手来调整交换领域，主张政府不应当在交换领域内缺席，政府应当在交换领域中有所作为，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政府干预的法律形式，保障人类在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
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干预，也是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五条)等等。
可见，交换正义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它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提供的有力保障。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反垄断法第三条专门规定，凡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以及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行为，都是需要预防和制止的垄断行为。
在合同法总则部分中载明的这几个条款，其核心旨趣就是维护契约自由。与之相适应，在法律制度的供给上，就特别信奉契约自由，把交换的领域完全交给市场上的主体，政府以最小政府的姿态，远远地退缩到交换领域的边缘地带，甚至退缩到交换领域之外。在这篇经典文献中，马克思主要批判了那种异化了的、有违正义的交换：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普遍盛行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再譬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之所以缺乏公平正义，其法律根源就在于：没有劳动法为劳动者提供的特别保护，没有政府设立的劳动监管机构的介入，资本家对工人的绝对支配就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作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弹，在里根时代，新自由主义再次复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交换领域内的正义，还需要政府的适当介入，政府通过消除垄断的方式，可以为交换正义提供法治保障。
反之，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则属于无效合同(第五十二条)。一方面，通过法律维护契约自由，是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四条)。从实践来看，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已经对契约自由的原则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以合同法、劳动法为代表的法律文件，都特别强调了契约自由的基本原则。譬如，在交换双方中，如果有一方居于垄断地位，另一方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契约自由。反过来说，如果政府不通过法律消除这种垄断行为，垄断企业的经营者就会极大地限制其他经营者、众多消费者的自由与权利，垄断企业的经营者与其他人之间的交换正义就不可能实现。契约自由虽然构成了交换正义的必要条件，但却不足以成为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则是可以撤销的合同(第五十四条)，因为它们违反了契约自由的精神。这个基本原则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实施，有助于促成公平正义理念在交换领域内的实现。
然而，过度强调凯恩斯主义也有其弊端，因为它可能造成政府对交换领域的过度干预，从而使经济裹足不前。譬如，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三条)。
进一步完善这个框架，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就有全面实现的希望。依照契约自由原则展开的要约、承诺，有助于保障交换过程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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